2026年是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,地方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。与中央企业相比,地方国企面临更为复杂的发展环境:既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,又要承担公共服务职能;既要应对市场竞争压力,又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;既要落实国家战略部署,又要结合区域特点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。
以下从五个维度系统分析地方国企的现实问题及发展模式:
一、地方国企的“五大现实问题”
1.1 功能定位模糊:既要又要还要,方向不清
问题表现:许多地方国企功能定位不清晰,“什么赚钱做什么”,主业分散、战线过长。既要承担政府指令性任务(低价供水、供热、公交),又要参与市场竞争(房地产、贸易、金融),还要承担历史遗留问题(人员安置、债务化解)。多重目标相互冲突,导致企业无所适从。
深层原因:地方政府对国企的定位不清晰,既把国企当“钱袋子”(要利润),又把国企当“稳定器”(要就业),还把国企当“突击队”(要应急)。多重目标缺乏优先序,企业难以聚焦主业。
1.2 历史包袱沉重:办社会职能未完全剥离
问题表现:部分地方国企“三供一业”(供水、供电、供热、物业管理)尚未完全分离移交,厂办大集体改革滞后,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推进缓慢。“企业办社会”每年消耗大量资金,侵蚀主业利润。
深层原因: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有限,接不住国企剥离的社会职能;改革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,企业无力独自承担。
1.3 市场化程度低:“三项制度”改革流于形式
问题表现:管理人员“能上不能下”普遍存在,“下”而不“出”“调”而不“降”;员工“能进不能出”,“关系户”现象严重;收入“能增不能减”,“大锅饭”未根本打破。三项制度改革“纸面落地”,缺乏刚性执行。
深层原因:地方国企受人情社会影响更深,一把手往往不愿“得罪人”;考核压力不足,地方政府对国企负责人缺乏硬性约束。
1.4 创新动力不足:研发投入低、成果转化难
问题表现:地方国企研发投入强度普遍低于中央企业,基础研究几乎空白;科技成果转化率低,“躺在实验室睡大觉”;数字化转型滞后,智能制造水平不高。
深层原因:地方国企缺乏科技创新资源(高校、科研院所、高端人才);地方政府对创新的考核权重低,企业缺乏投入动力。
1.5 监管政企不分:行政干预与监管缺位并存
问题表现:地方政府对国企“管得太多”——人事任免行政化、投资决策审批化、薪酬分配管控化;同时“管不到位”——对境外资产、混改企业、高风险业务监管薄弱。企业自主权受限,活力不足。
深层原因:地方国资监管机构改革滞后,“管资产”思维根深蒂固;监管能力不足,专业人才匮乏。
二、地方国企的发展模式选择
基于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,地方国企可采取以下四种差异化发展模式:
2.1 公益保障型:聚焦公共服务,政府购买服务
适用对象:供水、供气、供热、公交、环保等公益类企业。
发展路径:
成本规制+财政补偿:对政策性亏损,建立成本监审和财政补偿机制。核定合理成本,保障企业可持续运营。
服务质量考核:将用户满意度、服务达标率、应急响应时效纳入考核,与负责人薪酬挂钩。
引入社会资本:在垃圾处理、污水处理等领域,通过特许经营、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,提升运营效率。
2.2 产业引领型:聚焦战新产业,打造产业集群
适用对象:具有产业基础、技术优势的地方国企(如安徽、湖北、四川等地)。
发展路径:
“链长”引领:围绕集成电路、新能源汽车、生物医药等本地优势产业,担任产业链“链长”,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,带动中小企业融通创新。
资本运作:设立战新产业投资基金,以“国资领投+社会跟投”模式,培育专精特新企业。推动被投企业上市,实现“投—退—再投”良性循环。
开放应用场景:带头开放智慧城市、智能交通、智慧工厂等场景,为首台套、首批次、首版次产品提供试验场。
2.3 资本运营型:聚焦存量盘活,提升资本效率
适用对象:持有大量存量资产(土地、房产、股权)但主业不突出的地方国企(如上海、广东、江苏等地)。
发展路径:
资产证券化:将符合条件的资产通过REITs、ABS等方式证券化,盘活存量、回笼资金。推动核心子公司上市,提升资产流动性。
专业化整合:将分散在不同企业的同类业务(如物业、物流、金融)整合为专业化平台,实现规模效应。
“两资”清退:坚决退出非主业、低效无效资产,回笼资金投向战新产业或补充社保。
2.4 功能承载型:聚焦战略任务,承接政府项目
适用对象:承担基础设施建设、城市更新、区域开发等功能任务的地方国企(如各地城投、建投、交投)。
发展路径:
转型为城市运营商:从单一融资平台转型为“投资—建设—运营”一体化的城市综合运营商。参与片区开发、产业园区运营、保障房建设等。
市场化融资:通过发行企业债、公司债、REITs等市场化方式融资,逐步降低对政府信用的依赖。
化解存量债务:通过资产盘活、债务重组、财政注资等方式化解存量隐性债务,严控新增债务。
三、地方国企改革的政策建议
3.1 明确功能定位
逐企核定主责主业,商业一类聚焦竞争,商业二类聚焦战略,公益类聚焦服务。解决“既要又要还要”的方向迷失问题。
3.2 加快剥离历史包袱
用足用好国家“三供一业”、厂办大集体改革等政策,争取中央财政补助。地方政府落实配套资金,确保2026年底前基本完成剥离任务。
3.3 深化三项制度改革
刚性执行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,年度比例不低于2%-3%。将三项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地方政府对国企负责人的考核,对“软着陆”零容忍。
3.4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
对科技型企业实行长周期考核(3-5年),允许阶段性亏损。设立地方国企科技创新专项基金,与央企、高校共建创新联合体。
3.5 推进监管职能转变
以管资本为主,对治理规范的企业下放投资、用人、薪酬等权力。建立“一企一策”考核机制,个性化指标占比不低于70%。
3.6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
在竞争性领域,国企不得利用特殊地位获取不正当优势。对民营企业、外资企业一视同仁,自觉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。
四、结语:地方国企的“四型”发展格局
2026年,地方国企应基于自身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,走差异化发展道路:
发展模式 | 功能定位 | 典型区域 | 核心任务 |
|---|---|---|---|
| 公益保障型 | 公共服务 | 财政较弱的中西部 | 成本规制、财政补偿、购买服务 |
| 产业引领型 | 战新产业 | 产业基础好的省份(安徽、湖北) | 链长引领、资本运作、开放场景 |
| 资本运营型 | 存量盘活 | 资产密集的发达地区(上海、广东) | 资产证券化、专业化整合、两资清退 |
| 功能承载型 | 政府项目 | 基建任务重的地区(城投类) | 城市运营商转型、市场化融资、化债 |
地方国企的出路,在于找准定位、聚焦主业、深化改革。不是每个地方国企都要做“第二个茅台”,公益保障型、功能承载型同样是光荣使命。当地方国企真正成为“服务地方的生力军、产业升级的引领者、民生保障的压舱石”,中国式现代化就有了最坚实的地方支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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